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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内涵******

　　作者：余淼杰（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这集中概括了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3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而中国有14亿多人口，且地区、行业、城乡差异巨大，因而人口规模巨大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征。

　　巨大的人口规模固然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更构成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即中国能否依托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充分挖掘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想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特殊国情，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挖掘好、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具体来说，要抓好“五统一”：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同时，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第一，强调高水平的富裕，反对不劳而获。第二，强调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第三，加大个人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而，如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成为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从不同角度解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创新是第一原动力，绿色是普遍特征，绿色是内生特征，共享是最终目标，开放是必由之路。因此，一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促进物质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促进精神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经济学为例，构建有中国体系、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在精神文明方面发出中国声音、打造中国学派，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我国，保护生态环境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重要特征。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坚持先立后破原则。逐步实现传统化石能源到新兴可再生资源的平稳过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参与国际公约谈判，强调累计计算和人均计算的分担原则。

　　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时代的主旋律。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从以下几方面，实现经济层面上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

　　第一，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在三大经贸体系中，亚非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状态，因此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大有可为。第二，加强地区经贸合作，优先发展中日韩自贸区。具体来说，推进沈阳城市建设，加强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贸往来，将其作为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的主要抓手和“桥头堡”，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第三，构建新开放格局，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共性和特性相统一的现代化，有丰富的内涵，202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发展格局为抓手，逐步推进上述措施，我们最终一定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